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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禹治水神话的真实文化内涵

2019-10-13 17:54 来源:未知
鲧禹治水神话的真实文化内涵

在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话传说和早期宗教文献中,史前时期的地球曾发生过一次滔天洪水。由于相关神话传说和宗教文献所表现的惊人一致性,即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内容等都极度相似,现在人们普遍认为“史前大洪水”确有其事,更确切地说,是“史前全球性海侵事件”。
 
于是,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话中便有了“洪水神话”这一庞大支系。它不仅记录了早期人类所遭受的重大苦难,还反映了他们对抗灾难时的种种经验和智慧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浩浩洪水》:早在鲧时代,洪水就泛滥成灾,百姓四处躲避。
1.“鲧禹治水”与“大禹治水”
 
在西方,比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话是希腊洪水神话和希伯来洪水神话。尤其是后者,即《圣经》中“诺亚方舟”的故事,更是影响深远。毕竟,这两大神话体系所蕴含的精神内涵,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塑造意义重大,甚至算得上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文化标的,是孕育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。
 
而在遥遥相对的东方中国,比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话是汉民族的“鲧禹治水”。有些学者把“女娲补天”也划拨到这一范畴,有一定道理但不具典型性,主要因其特殊的“补天”情节,一般作其他解读,故而不做深入讨论。还有的学者不提“鲧禹治水”,只说“大禹治水”,忽略了大禹之父“鲧”。笔者一向不赞成这种说法。毕竟鲧是治水第一人,又颇有普罗米修斯盗“火种”之功,而且也属于“大禹治水”神话的一部分,所以兼而论之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临危受命》:洪水泛滥,众神推举鲧,鲧临危受命,湮堵治水,无果。
关于“鲧禹治水”的文献记载主要出自奇书《山海经》,原文如下:
 
“洪水滔天。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,不待帝命,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鲧复(腹)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” ——出自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
 
从此文本可以看到,有关鲧的文字记录实际上占据了更多的神话篇幅,而且他“窃息壤”的目的是湮堵洪水,而其被杀的原因是“不待帝命”。
 
在神话传说中,“息壤”是一种会无限生长的土壤,那么鲧用“息壤”就不可能治水无功。当然,因为“息壤”是属于天帝的神土,所以“鲧”的被杀,就很有政治学意义了。因此,笔者认为鲧“窃帝之息壤”与普罗米修斯盗取“天火”相同,实属为人类谋福利的功绩。
 
再者,虽说治理洪水的普遍经验是“堵不如疏”,但应急方案还应该是“土石湮之”,这种方法今天还在继续使用,毕竟“疏”可不是一日一时之功。而且,早期人类受限于认知经验的不足,只知“堵”不知“疏”,也是很正常的,毕竟“治理洪水”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。所以,笔者认为,在后来的一些神话资料中,刻意突出鲧“土石湮水”方法的失败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突出“禹”的功绩,也是为了凸显人类“治洪”经验的一次巨大提升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偷窃息壤》:鲧见堵水无成效,偷窃天帝神土“息壤”治水。
2.鲧禹治水的“非典型性”
 
在神话研究中,典型的洪水神话包括两部分,即洪水灾难部分和灾后万物再造部分。依此来看,“鲧禹治水”显然是一则“非典型”洪水神话。因为“鲧禹治水”中并无“再创造”这一环节,有的只是特立独行的“治水”行为。而“典型”如希腊洪水神话,就有幸存者丢卡里翁和妻子皮拉丢石头造人的“再创造”情节。希伯来洪水神话也一样,洪水过后,诺亚一家开始了繁衍再造的事业。
 
究其差异的根源,还在于孕育神话文本的两大文明自身的差异,一个是农耕文明的典型,另一个是迁徙文明的代表。
 
在华夏中国的中原地区,最先实现以定居为标志的农耕文明,致使华夏先民们生出“安土重迁”的思想基因,人们因为土地的束缚不愿背井离乡,转而选择积极改造自然,勇敢挑战大自然的权威,“鲧禹治水”的洪水神话应运而生。
 
 
《农耕文明》
而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——古希腊文明、古希伯来文明、古罗马法制文明,无一不是迁徙文明。这种迁徙文明,正是培养“自由”和“冒险”精神的最佳乐园。所以,在希腊和希伯来洪水神话中,人们对洪水采取的态度是躲避,从而突出了“天神”的权威和人类的渺小。
 
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,我们要理性看待、不偏不倚。毕竟,更确切地讲,两者都是人类被动适应环境的反应,或者说成环境决定论。而众所周知,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,自然环境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。而且在人类社会早期,必然是自然环境占据主导地位,从而塑造了社会环境的。所以,当我们面对多元文化形态时,应该客观公正的对待。
 
当然,也正因为如此,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、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。所以,接下来将借助中西方洪水神话的差异来加深对“鲧禹治水”的认识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大禹降生》:鲧死,腹生大禹
3.鲧禹治水中的文化思想
 
在希伯来和希腊洪水神话中,洪水的起因是人类的罪恶。因此,上帝和宙斯降下大洪水是属于“神罚”。而“鲧禹治水”中,则不存在这一主题,取而代之的是“降水儆予”主题,这在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有记载。其中,“儆”是警戒、警告的意思,而降下洪水的是上天。结合历代王朝的相关政治思想来看,这种“儆予”思想,更多是对统治阶级的警示,尤其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帝王的警示,警醒他们要励精图治,造福于民。
 
相较之下,在西方的希伯来洪水神话中的“神罚”主题,则更多表现为: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存在,人类要对神明绝对服从。毫无疑问,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基督教的发展,甚至长期塑造着西方的政治体系,“政教合一”无疑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。于是,神无处不在,裹挟着宗教和政治,成为普遍人民的精神皈依。反过来,神也因此被少数人利用,成为控制大多数民众的工具。而在希腊洪水神话中的“神罚”主题,虽然也表现了宙斯作为主神的权威,但多神体系的存在,避免了绝对权力的出现,这也正好符合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搏杀相柳》:大禹治水,水怪相柳阻挠,大禹搏杀相柳。
与此两者不同的是,在我国古代,历来就是人间帝王的主场,只有他们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因此,注定缺乏培养“神罚”主题的土壤,也造就了本土宗教信仰的缺失。虽然这些帝王的权力也多包裹着“天赋神权”、“君权神授”的外衣,但实际上中国的神明却多被抬上香案,高高地供起,与世俗的权力毫无瓜葛。“鲧禹治水”中的鲧,因“治水失败”、“不受帝命”、“窃帝之息壤”而被杀,就是毋庸置疑的铁证。其中,反映鲧治水失败被杀的相关记载,见《礼记·祭法》载:
 
“鲧障鸿水而殛死,禹能修鲧之功。” ——《礼记》
 
还有《礼记》云:
 
“鲧治水土,绩用不就,殛诸羽山。” ——《礼记》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大禹治水》:大禹治水十三年,三过家门而不入。
此外,从统治阶级中的非统治者层面看,“鲧禹治水”则更多表现为一种“经世济民”、“济世保民”的“民本”思想,这种思想的主要持有人是以“士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。
 
受中原地区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制约,“鲧禹治水”神话中,大禹治水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等情节,就充分体现了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。在农耕文明社会中,团结内向型的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。大禹治水“疏浚河道”就非一人之功,实际上凭借的是群体的力量。因此,在大多数人的利益面前,少数或个体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,无私奉献、牺牲小我的精神,被广泛接受和传播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更是经由诸子百家之手,将其深深镌刻在汉民族的心上。如孔子的“仁政”思想,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思想,广而发展的“民本思想”等。因此,我们常能听到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、“君舟民水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之类的说法。这显然是一脉相承的。
 
 
武汉: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《应龙画江河》:大禹手持治水工具耒指挥应龙和龟导水入海。
另外,在非统治阶级层面,“鲧禹治水”神话更多体现的是“忠孝仁义”的思想,体现的是个体对集体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匡扶。即鲧和禹的治水,实际上是为了广大人民谋福祉,体现了“仁义”思想。此外,鲧禹治水是领受帝命,因此体现出“忠君”的思想,而大禹继承鲧的治水工作,体现了家族传承和“孝”的思想。这种“忠孝仁义”的道德伦理观念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上演。
 
可以说,古代中国就是依靠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维系社会的——上至君王,下至山野村夫,无所不包。但也因为这些观念的生成更多是外在教化和内在自修的结果,所以更容易出现“礼崩乐坏”的局面。由此,也影响了中国文学惯于“教化”的功能,甚至人民本身也纷纷“好为人师”等民族心理的生成。
 
 
武汉:大禹神话园群雕《检阅九鼎》:禹治水成功,划九州,九州各铸一鼎,设官治理,检阅九鼎。
3.笔者说
 
可见,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文化思想的源头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。不过它始终犹如大河之源,若隐若现,若现若隐,让人难以琢磨,需得好好追根溯源一番才行。
 
——全文完——
 
【参考文献】
 
【1】 段友文,秦珂.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[J].中原文化研究,2018,06:85-92
 
【2】 李景琦.从洪水神话看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[J].天津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13,15(2):188-192
 
【3】 向柏松.洪水神话的原型与建构[J].中南民族大学学报:人文社会科学版,2005,25(3):57-61